愿曾经的告密者舒芜先生安息

8月21日（2009），北京青年报以《“胡风案”告密者舒芜去世》为题，对1952年开始的胡风批判中，出卖胡风，致对胡风的批判转而为“反革命集团”的关键人物舒芜的逝世作了报道。

舒芜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刚出道时，曾得到胡风的大力扶植，从而在文坛崭露头角。也因此成为“胡风派主要成员”。胡风的思想，即使现在看都极为尖端和清醒。当时，他批评一些官员迫使作家只深入工农兵的生活，写作前要先学马列主义，只能用民族形式，只强调“光明面”，忽视落后面和阴暗面。他断言，这样的作品是不真实的。他还建议，作家们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自己，而不是让官员们改造自己。他还主张由作家自己组织编辑七八种杂志，取代为数甚少的官方杂志，以提倡多样性。

胡风的这些观点，引发了刚刚建国的50年代的中国文坛一次次“论战”。在这些论战中，著名人物纷纷表态，无一幸免。在运动中，舒芜表现颇为积极主动，1952年舒芜见风使舵，相继公开发表了《从头学习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〉》和《致路翎的公开信》，率先点了老朋友路翎以及吕荧的名字。1955年5月，舒芜还把把胡风写给自己的信交了出去，最后转到了草包手里。由此，胡风经草包“钦点”被定为“反革命分子”。

舒芜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文章告密的5天后，“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”，胡风被捕入狱。全国展开了揭露、批判、清查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的斗争，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，其中92人被捕，62人被隔离审查，73人被停职反省。由一个对左派文化有卓越贡献的文化人，荒唐地变成了“反革命”。这也是胡风和所有的中国人所始料不及的。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因此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，拉开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场文字冤案。

依附权势，往往是人类的正常反应。况且，舒芜卖友不是求荣，而是“求安”，这应不仅仅是人性的弱点的问题。在草包执政的三十年里，几乎就从来没有让人民安生过一天。它对人民采取“关门打狗”的锁国塞听政策。对人民采取全方位、全面、深入的从直接威胁人身安全到思想的全面控制的、举世罕见的高压手段。在人身上，一直都是采取战争年代的灭绝人性的严密管制；在生活上，也极为低级、实用，竟然以直接控制人民的口粮的方式，“不服者不得食”；在思想上，则实行的是肉体的毁灭性摧残的方式。就是事隔几十年的现在，我们仍可想象其残忍和可怕。

舒芜的罪恶，并不是他个人的罪恶，而是“始作俑者”的罪恶（彭德怀曾直指草包是“始作俑者”），同时，也是荒唐体制的罪恶。

反复折腾和摧残，即使是犹太人都要屈服。即使伟大如刘少奇者，在历次运动中，也往往做出了很多背叛和出尔反尔、无数次违心的检讨、无数次违心的对同志的背叛，他同样伤害了很多人。而以耿直著称的彭德怀，也曾在受到草包的高压之后，作出违心的检讨和自我否定的时候。邓小平，更不用说了。在其政治生涯中，草包早就想置之于死地，但是他极会看风使舵，最终得了草包一个“绵里藏针”和“钢铁公司”的称号。而且，他对中国改革的贡献虽是无人能比。但直到他去世，作为当年“反右”的战将，到文革后，他也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忏悔和反思，并不能认识“反右”本身的荒唐，反而认为反右很有必要，只是当时“度”没把握好、只是“扩大化”的问题。

据上海《文汇报》笔会主编刘绪源介绍，舒芜曾经在《回归五四》序言中有过正面的忏悔和直接的表述，“那么多人受到迫害,妻离子散,家破人亡,乃至失智发狂,各式惨死,其中包括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,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,我对他们的苦难,有我应负的一份责任。”寥寥数语，其恳切言辞，已不难看出他内心忏悔之诚、之切、之深。

爱国不分先后。佛语云：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。

——舒芜先生安息！

（20090823中午草，晚一较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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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胡风案”告密者舒芜去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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